特约撰稿/曹年润

编辑/卢伊

过去一年里，平均每天都有1.5个孩子被性侵，最小的受害者年龄仅为2岁。

这组数据由公益组织“女童保护”和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共同发布的《2021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披露。据悉，这是“女童保护”团队连续发布相关报告的第九年。

报告显示，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共223起，受害人数569人。儿童性侵害犯罪年龄“两极分化”，受侵害的男童比例明显上升，熟人作案超八成，网络性侵害日益严峻。

另一方面，有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近600万25岁以下青少年人工流产，未婚怀孕的女性青少年中，90.9%有人工流产经历，19%有重复流产经历，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也不断增加，逐步成为人工流产增量的主要来源。

典型案例显示，2013-2019年，张某某利用教师身份，先后将多名幼女带至宿舍内实施奸淫，被判处死刑

对此，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2022年1月提出，将“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作为当年工作要点之一，引发广泛讨论至今。

面对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及人工流产连年走高的严峻现实，近日多位两会代表、委员聚焦未成年人防性侵问题，呼吁加快推进性教育，推进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平均每天1.5起性侵儿童案件被曝光

《报告》统计，2021年全年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18岁以下）案例共223起，受害人数569人。这意味着，平均每天都有1.5个孩子被性侵。

而这仅仅是经媒体公开报道而为人所知的案例，还有更多的案例发生在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少年儿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军表示，有研究显示，全球性侵案件公开和未公开的比例是1：7，在中国，未公开案件的比例可能更高。

报告显示，八成儿童性侵案件为熟人作案，其中教师、教职工（含培训老师）作案比例最高

《报告》特别指出，此次报告统计出的案例数量虽较往年有较大幅度的降低，但这更可能是由统计维度所造成，受新闻传播规律的影响，连续多年关注相似类型题材后，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会有所降低。因此，并不能放松对儿童性侵害严峻形势的警惕。

前述报告显示，超八成受害者为女童，男童也有18.8%，相比往年有明显上升。在施害者一方，数起案例为女性参与实施直接性侵或提供间接协助。

这说明，性侵的受害者不一定都是女性，实施性侵害的罪犯也不一定都是男性。

《报告》统计，超过80%的受害者年龄在中小学学龄段，其中14岁以下的超过75%，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为2岁。施害者的年龄则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趋势，年龄最大的为89岁，最小的仅12岁，甚至有2起为多名未成年人团伙对幼女实施轮奸。考虑到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趋势，必须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问题。

据人民网报道，武汉一家医院曾在网上打广告称，无痛人流学生半价

从“女童保护”近几年发布的报告来看，熟人作案和教师作案的比例一直居高，2021年，前者为80.8%，后者为27.5%。与往年有明显不同的是，2021年，保安、幼儿园领导的亲戚、外卖员等其他生活学习接触人员作案比例大幅上升，达到了33.12%，在2020年，这一数据为14.29%。另外，近半数性侵者为多次作案，这也比较集中地反映在熟人作案中。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胡卫认为，较为信任的熟人往往会让未成年人放松警惕，现实中熟人性侵的事件不少，但是报警的并不多，防范熟人性侵是健全儿童保护长效机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方面。

《报告》还显示，近年来网络性侵加剧，在案例总数中占比近8%，包括线上作案和线下作案，被发现的网络性侵案例中，往往一起案例便有几十人受害。

由于网络性侵极具隐蔽性，受畏惧心理的影响，即使未成年人发觉受害，通常也不会主动告诉家长，然而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通讯设备的普及，网络性侵现象越来越多，新冠疫情更是刺激了网络性侵案件的增长，需要高度重视。

性教育入法后，仍有学校不清楚怎么教

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呈高发态势，折射出性教育缺失的隐患。

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我国性教育长期以来都是禁欲式的，很多人羞于谈“性”，甚至认为对未成年人进行性教育会促进发生性行为。但很多案例显示，儿童在遭受性侵害时，可能对性侵毫无概念，十几年后，他们才明白发生了什么。

对此，《报告》显示，近九成的受访者认为应将防性侵教育纳入中小学常态化教学，多位两会代表委员亦连年呼吁，应将性教育或防性侵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范畴，并希望这项工作能扩大范围，保护更多孩子免受伤害。

2021年6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性教育纳入法律之中，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年龄的性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防范性侵害、性骚扰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同年10月，教育部印发《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其中有关生长发育、青春期性健康、性侵害预防等内容亦引发广泛关注。

更早之前的2008年，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亦规定，中小学每学期应灵活安排6-7课时进行健康教育，包括在小学1-2年级了解“我从哪里来”，在小学5-6年级应了解青春期生长发育特点、性别差异、女性初潮和男性遗精等知识，在初中阶段应了解青春期心理变化、月经期间的卫生保健常识等，高中阶段则应了解青春期的常见发育异常、避免婚前性行为等。

但性教育入法，仅仅是一个开端，现实中，性教育课程在很多学校并未得到有效落实。

多位小学老师称，未听说学校向中低年级开设性教育课程，高年级即使有相关课程，也往往依托于健康教育、道德法制课等载体存在。

一名老师查询课程安排后表示，学校或仅为五、六年级学生开设“青春期专题教育”，但并无专门课时，而是相当于一次讲座。“课程”安排在上午8：20-9：10的大课间里，两个年级学生共同到报告厅听课，且需男女生分开，即一天面向全体女生授课，再另安排一天单独教授男生。

一名高中老师亦称，未听说所在学校有性教育课程，询问班主任后被告知：“性教育课程是初中小学的事，高中基本不讲。”

这与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负责人刘文利牵头的一项研究相契合：目前我国学校性教育面临观念落后、课时缺乏、师资不足、教材匮乏等多重挑战。

刘文利指出，不仅很多中小学未开设相关课程和配备专职教师，少数开课的学校则多由体育老师、班主任或校医承担，还有很多教育工作者仍认为性教育就是“性行为教育”，就是“生孩子”那些事。

今年两会期间，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就强制报告制度落实问题建言献策

多年参与女童保护工作的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凌霄亦称，至今仍有一些学校开展性教育过程中，女生上课时男生要出去踢球，还有老师不愿讲授，而让学生根据课本自学，“不仅仅要把性教育写进（教科书），写进九年义务教育，最终怎么落地，如何宣传到老师、家长、儿童，真正让他们学会（并）起到防范作用，这是最重要的。”

全面性教育长期缺位后，幼童性侵、青少年堕胎问题严重

“有些话，由父母告诉孩子效果最好。”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说，家庭是未成年人性保护的第一道屏障，性教育不可或缺。

《报告》针对超过8200名社会大众的问卷调查显示，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有必要对儿童进行性教育、防性侵教育，且认为学校和父母是实行性教育的最佳主体。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仅63.32%的受访者表示曾接触过儿童防性侵教育，同前年比，这一数字出现明显下降。

一位基层性教育工作者提出，尽管家长普遍认同性教育的必要性，新媒体也增加了获得相关知识的渠道，但对于性教育的方式、内容、尺度等仍有很多疑惑，甚至误解。

2017年，刘文利主编的《珍爱生命——小学生性教育读本》也曾因介绍生殖器官、生殖行为等，被大量家长质疑“尺度太大”，导致部分学校事后将该书回收，不再向学生发放。

“很多人说孩子太小，不懂什么是隐私部位，但坏人不会嫌孩子小。”《报告》显示，受性侵儿童中，超75%不足14岁，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为2岁，历史上还曾有2个月的婴儿受害。

多位两会代表、委员均认为，受传统观念影响，很多家长羞于谈“性”，导致孩子遭受性侵后不知如何倾诉和处理，还有家长嫌丢人，或怕影响孩子名声，不去追究或私下了结，导致施害者得不到惩处。

“今天我们应该改变这种观念，受害者不需要‘不好意思’，家庭的义务就在于让孩子能够识别性侵害行为，并敢于说出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刘红宇说。

报告显示，超七成受访者在半年内接触过或给孩子做过防性侵教育，防范意识有所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多位两会代表、委员在提及儿童性教育时均以“防性侵教育”指代，即让儿童了解哪些是隐私部位，不可让他人触碰等。

但性教育仅限于安全维度，远远不够。

2019年，一份来自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的文章称，“中国是世界上人工流产率和重复流产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且堕胎趋于年轻化。”文章指出，近年来，随着性观念的逐步开放和我国性教育不到位因素叠加，未婚人群、青少年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比例不断增加，逐步成为人工流产增量的主要来源，25岁以下女性占47.5%。

2010年发表的《中国青少年生殖健康可及性调查基础数据报告》也指出，2万多名受访的15-24岁未婚青少年中，约22.4%的人有过性行为，超半数青少年首次性行为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此外，在未婚妊娠的女性青少年中，90.9%有人工流产的经历，19%有多次流产的经历。

对此，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在2022年1月提出，将“开展未婚人群人工流产干预专项行动，减少青少年意外怀孕和人工流产”作为当年工作要点之一，引发热议。该项行动的其中一环，即为全面普及青少年性生殖健康教育。

“如果真要做教育，我特别想倡导全面性教育，防性侵只是其中一部分。”童小军介绍，除保护隐私部位外，全面性教育还应包括了解生理知识、认识社会性别、如何看待自己和尊重他人等内容。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性教育技术指导纲要》中，这一概念不仅包含性行为保护措施、预防性侵害、预防性传播感染/艾滋病病毒、预防非意愿妊娠等与儿童青少年性生理乃至生命安全相关的内容，还包含对自我的认识和接纳，对他人的了解和尊重，对情感、家庭、生育等的理解和责任意识的培养，对生活技能的学习和应用，以及对价值观的阐释与追求。

目前，全面性教育的普及仍面临一定现实困难，有性教育工作者称，授课时会从“防性侵教育”循序渐进到“全面性教育”上，以减少社会大众和学校的质疑。

强制报告两年办理1600件案件，学校和农村仍待加强

保护未成年人免于侵害，除了前期的预防，也需事后及时报告。

据报道，2017年，一名19岁女子在黑诊所引产时发生意外，造成子宫破裂及小肠挫裂伤

《报告》指出，去年经媒体曝光的223起儿童遭性侵案例中，近半为施害人多次作案。在没有外界力量阻止的情况下，施害人往往多次作案，不会自动终止，持续作案达到2-3年甚至更久。

施害人多次作案而有恃无恐，往往是因为被害人在案发后出于“不知道被侵害”或“不敢说”等原因而未及时报案。

对此，2020年，九部委发布《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如医生、教师、宾馆工作人员等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公权力的各类组织及法律规定的公职人员，或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或举报。

“我们认为这个机制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只有强化了后端的追究，才能让制度长出牙齿来，保证落实到位。”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厅第二办案组组长李薇透露，自2020年5月以来，检察机关办理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中，经强制报告发现的案件已超1600件，比2018年上涨4倍多。2021年起，全国各级检察机关还通过倒查制度，发现400多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的相关人员未按规定强制报告，进行监督纠正。

但她也提到，强制报告制度在全社会的整体知晓度仍不高，由此报告发案的案件还是偏少。“以校园性侵案件为例，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中，通过强制报告发案的也就10%。”

除学校外，农村也或为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薄弱地区。

女童保护报告数据显示，尽管往年城市地区曝光的儿童性侵案例比例一直高于农村，但仅能说明相比农村，城市儿童受到家庭、学校、社会更为密集的监护，而受观念认知、司法完善程度、媒介发展水平因素影响，农村地区儿童遭遇性侵的案件更不容易被发现，更难进入司法程序，更难被媒体曝光。

长期关注和援助农村留守儿童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指出，由于农村地区教育和师资力量分散、监护人素质不足、儿童防侵害和保护意识缺失等因素，相比城市，在农村实行强制报告制度更难，且要花更多力量去落实。

早在2017年，就有家长在网络上吐槽北师大性教育读本尺度太大，引发热议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方燕认为，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针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之处。因此，今年两会期间，她将目标聚焦在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层面，建议对具体报告义务人的范围和要求做出明确划分，同时加强报告人和报告内容的隐私保护，避免报告内容泄露传播，防范报告人被打击报复。

朱列玉也一直关注强制报告制度。今年两会期间，他亦呼吁社会各界应重视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并建议由检察官担任学校法制副校长，这样儿童在校内外遭受侵害或面临侵害危险时，监护人和校方可第一时间寻求专家建议，并引导推动学校和家长通过合法渠道提出刑事控告或强制报告，让司法机关第一时间掌握案件线索与证据。“（这）对于后续司法程序的接入，儿童隐私的保护，对犯罪分子的锁定与侦查都非常有利。”